在中西文明對撞中，我們能不能取勝？這個疑問長期以來在人們的心頭徘徊。一些人大概是因為“愛之深所以恨之切”，在對中西方文化、價值觀和方法論進行了一番比較之后，做出了中國難以取勝的悲觀結論。那么，中國發展到今天，我們應怎樣走下去才能夠崛起于東方，稱雄于全球，得到全世界的認可和尊重？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的經濟，更取決于我們的文化，取決于我們的精神層面。毛澤東同志說過：“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同樣，沒有文化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沒有文化武裝起來的經濟強國是虛弱的、難以為繼的。因此，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發掘，批判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兼容并蓄、辯證揚棄的發展中國先進文化，就成為實現民族復興的戰略性工程。其中，發掘儒商文化的當代價值，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就成為我們當前需要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
一、深刻認識儒商文化的當代價值
儒商文化研究是近年來興起的一門顯學，自上世紀80年代有學者提出“儒商”這概念后，儒商文化現象開始引起海內外的關注，并掀起了儒商研究的新高潮。
何謂儒商？長期以來，大家對此概念也是見仁見智，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大家普遍認同的觀點是：儒商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的、從事商品經營活動的商人，是把儒家的價值理念與市場運行本身的法則相結合，并能遵循指導市場活動行為法則的商人。儒商與一般商人最本質的區別就是重視商業道德，講求“財自道生、利緣義取”；有較高文化素養和儒家文化的價值取向；主張積極入世、產業報國，有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見利思義、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
從孔子時候的子貢，到明清之際的晉商、徽商，從近代的東方商人孟氏“祥字號”運營，到當代的陳嘉庚、霍英東、李嘉誠，從日本的澀澤榮一，到中國的張瑞敏、劉永好、劉永行等，無不展現出儒家“經世致用”、“持經達變”哲學在經濟領域的成功運用，同時體現出儒商文化的當代歷史價值，以及對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作用。
首先，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設的有機構成。中共中央印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確立了“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二十字基本道德規范，這是對儒家思想精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繼承和發揚。二十字基本道德規范同儒家提倡的“仁、義、禮、智、信、恭、寬、惠、敏”是一脈相承的，與儒商所遵循的修身與報國、勤儉與愛物、重義與守信三項倫理原則是毫無相悖的。因此，把發掘弘揚儒商文化與公民道德建設結合起來，可有利于重鑄道德體系，促進民族素質的全面提高。
其次，儒商文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要組成。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說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法制經濟，但事實證明，市場經濟更是道德經濟。離開了以道德為核心的價值理念的指導，單純依靠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市場經濟體系就會出問題。從華爾街壟斷寡頭的集體犯罪，到上市公司的集體造假，從廈門遠華走私大案，到三鹿集團的毒奶粉事件，從黃光裕、顧雛軍、田文華、張家嶺的紛紛落馬，到鄭筱萸以權謀私不作為亂作為的案例，無不昭示著道德倫理在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無不說明商業道德體系建設是市場經濟的必要構成。市場經濟發展離不開道德之軌，為了建設和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我們必須深入發掘和弘揚儒商文化，重構“以義為上”、“誠信為本”的商業道德體系。
第三、儒商文化是強化企業管理、建設企業文化、提升企業和企業家素質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經過歷代儒商的成功實踐不斷總結出來的，它既是一種精神倫理文化，也是一種企業經營管理之道。它所提倡的“仁者愛人、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推己及人、樂群貴和”的行為準則，“至誠守信、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財自道生、利緣義取”的經濟倫理，以及和而不同、持經達變的人生智慧，無不是今日企業管理所必需的。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市場競爭，我們應該繼承和發展儒商文化。
第四，弘揚儒商文化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五千年的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最大財富，也是中華民族得以生存的根本基礎。其中，以儒學為主體的哲學思想、道德倫理，經過幾千年的推崇實踐，潛移默化的滲透到中華民族成員的血液中，成為規范人們言行舉止的重要標準。深入到商業流通過程中，成為檢驗一個企業、一個商人是否有道德、有修養的試金石。弘揚儒商文化在中華民族復興中的重要作用，還在于：（1）儒商文化是凝聚海內外華商、儒商的一塊“磁石”。絕大多數海外華商都有一顆中國“心”，他們崇尚儒家思想，恪守“義為上”的經商之道，他們或心系桑梓、赤心報國，或認祖歸宗、心有所依，或揚名海外、光耀門楣，不論何種形式，儒商文化在他們的心中都有一種道德歸屬感，促使他們自覺的投入支持祖國統一、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2）儒商文化是我們與世界文明對話的平臺。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把他們的文化觀念、價值標準、生活方式捧的“美玉無暇”，并妄圖將他們的價值觀念強加于發展中國家。我們的民族文化在與西方文明的對撞中，不斷受到他們的沖擊和積壓，以至于一些人發出中華文化戰勝不了西方文化的悲觀論調。而經過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海嘯，人們普遍感到了西方文明“唯利是圖”的缺陷所在，看到了美國金融寡頭們由于道德缺失給世界帶來的巨大危害，從而對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在經濟發展中的價值有了重新的審視。
縱觀當今世界，文化越來越受到最高決策者的重視，將其視為綜合國力的重要部分，成為世界各國經濟貿易博弈的重要戰場，擁有先進的強大的文化已成為一個國家強大的重要標志。為了促進中華民族素質的提高，保障中國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我們必須把深入發掘并發展儒商文化，作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構建商業道德體系，實現民族復興的一項重要內容抓實抓好。
二、堅持“古為今用”方針，深入發掘儒商文化
對繼承和發展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堅持 “剔除糟粕、汲取精華”、“ 批判繼承、古為今用”的方針。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想的價值。”（毛澤東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91頁）“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毛澤東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4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這是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毛澤東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533-534頁）。馬克思主義認為，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化，具有歷史的繼承性。每一個社會的特定的意識形態，無論就其內容或形式來說，都有兩個來源：內容上，主要是反映現實的社會存在、社會經濟形態，同時也保留著歷史上形成的對過去社會的某些意識或材料；形式上，主要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同時又根據新的內容和條件對它們加以改造、補充和發展，并增添某些新的具體形式。沒有這兩個來源，任何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都無從談起。（肖前.歷史唯物主義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非常重視。近年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出發，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思想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把文化的競爭作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關鍵擺上戰略位置，納入戰略部署，做出戰略安排，這更為我們發掘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先進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
中華文化底蘊深厚，博大精深。那么從儒商文化的角度，有哪些東西值得我們繼承并發展呢？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內容：
（一）仁者愛人、以人為本的經濟倫理思想。
所謂經濟倫理，就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所必須遵循的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倫理思想是其根本原則、核心和精髓。儒家的經濟倫理思想的出發點是仁者愛人。 儒家把仁當作最高道德原則，主旨是“愛人”，即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至高無上的。要求愛護他人、同情他人，關心和幫助他人。孔子曰：“仁者莫大于愛人”。（大戴禮記。王言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學生曾子說：“士不可以以弘毅，任重而道遠。仁義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泰伯》）可見，儒家的仁，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因而，最早的儒商之一白圭就稱經濟為“仁術”。歷代儒商把仁者愛人作為行動的信條，把憑良心辦事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牢記于心，并付諸于實踐。以仁愛精神經商是儒商的傳統，這種精神在晉商、徽商以及現代儒商身上得到較好的體現。
從倫理學的原理分析，“立己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換位思考的方法，體現了倫理道德即仁者愛人最基本的原則，運用到經濟生活中，也是經濟道德的基本形式，那就是從用戶的立場出發思考問題，衡量利益，想用戶之所想，急用戶之所急，圍繞消費者需要，為用戶提供物有所值的商品。它要求一切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們，要在行為上辨廉恥、知榮辱，推己及人，用精品奉獻社會，決不坑人害人、唯利是圖。
儒商把仁看作人的本性，把是否有愛心，憑良心辦事，看作是否是“人、是“榮”還是“恥”的起碼要求。孟子說：“恥之于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沒有仁義道德，沒有愛人的良心，那他盡管有軀體，實際上失去了人的本性、人的靈魂。這種無恥之人活著與死了又有什么區別！這些話難道不值得我們現代企業家借鑒嗎？
（二）財自道生、利緣義取的商業價值觀。
價值是反映客體對主體有用性的哲學范疇，相當于古代的“貴”。商業價值尺度的焦點實際上是義利關系。財自道生、利緣義取是儒商商業價值觀的集中體現。
何謂道？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語境中，道是指宇宙萬物的本原與本體。偉大的思想家老子在他的傳世之作《道德經》中寫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在他及其他先哲看來，道既然是天地萬物的本原，它便體現了客觀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律和法則，人在處理一系列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時，應該按客觀規律辦事，即遵循于道。并認為遵道而行，便是“德”。運用到商業經營（經濟活動）中，如遵循“天時、地利、人和”的原則、“因地有無以通貿易、視時豐欠以利屈伸”的經營方針、從“為人民服務”、“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最終目的出發，通過正當經營獲取最大的利益，即為商道。
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司馬遷也說過：如果”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可見儒家是肯定人的趨利性的，是要求人們追求富裕的，但關鍵是經商者要正當地求利，“以其道得之”。否則，就寧愿貧窮。
春秋戰國時的政治家、軍事家、儒商鼻祖范蠡曾著《商經》一書，提出了“務完貨”（重視商品質量、務求完好的貨物）、“審貴賤”（了解市場行情、掌握市場價格）、“無息幣”（加快資金周轉、使流動資金不停息）。商圣白圭提出了“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和“知進知守”的經營思想。其中都蘊含了“以道生財”的理念。
在提出“以道生財、財自道生”的同時，儒家還提出了“義為上”、“見利思義”、“義然后取”的價值理念。孔子曰：“不義且富與貴，于無如浮云”。儒家把仁義道德看的比衣食、富貴、功名、甚至生命都重要。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以議也。”（《里仁》）孟子也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告子上》）
取舍不茍，不賺昧心錢是儒商的的傳統美德。在義利面前，古今儒商都能見利思義，明辨義利關系。如近代歙商胡山經常告誡子孫，“吾有生以來唯膺天理二字，五常萬善莫不由之”。現代儒商青島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張瑞敏寧愿遭受巨額損失，也不讓殘次品流入市場，帶頭砸毀不合格冰箱，最終以精品奉獻社會，以名牌稱雄世界。彰顯出儒商“義為上”的崇高品質。誠然，企業家以賺取最大化利益為天職，但那種不管義不義，先賺了再說；或者說利令智昏，明知不義，也不顧人民死活昧心賺錢的行為是要不得的。
利是人的功利價值。義是人的道德價值。“義，德之概稱也。”它代表著人生的崇高價值、莊嚴境界，完美人格和終極目標。清代徽商舒遵剛對義利關系有著精辟的見解。他說：“錢似流水，有源有流。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可以富其源而活其流，此即所謂生財之大道也。”反之，如果為了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見利忘義，利欲熏心，不惜以危害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牟利，其結果必將以害人開始，以害己告終。近年來的齊二藥的假藥事件、三鹿集團的毒奶粉事件、鄭筱萸以權謀私最終被判極刑的案件，無不給忽視“義為上”的人們敲響警鐘：不以其道，行之不遠。不以義取，源枯流斷。
（三）天下以誠、誠信立命的商業道德。
誠信，是儒家倡導的重要道德規范。孔子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莊子說：“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他們都把誠信視為人的立身之本、處世之道。
“天下致誠”、“誠信立命”從來都是儒家傳統的價值觀和安身立命的基石。在商業活動中它同樣是絕對重要的。誠信是企業的靈魂，更是企業的生命線。在經營過程中，古今儒商都較好地貫徹了儒家的這一主張。奉行誠信為本，表現為誠實經營、信守承諾、童叟無欺。他們特別強調以誠待人，認為“惟誠心待人，人自懷服；任術御物，物終不親”。他們的經營原則是“誠篤不欺人亦不疑人欺”，所開辦的商號買賣公道、童叟無欺，獲得了長久而良好的商業信譽。如舊軍孟家“祥”字號堅持“誠心待人、童叟無欺”的店規，實行“賣貨放尺”讓利于客，從不以大減價、大贈送方式忽悠顧客，其信譽聞名華夏、蜚聲海外。再如馬來西亞華裔商人，聞名世界的“亞洲糖王”郭鶴年，其集團橫跨制糖、糧食加工、礦產、航運、酒店、影視傳媒等行業，公司遍布東南亞及世界各地。被《福布斯》等世界著名財經雜志評為馬來西亞首富、亞洲十大富豪。他在北京投資4.8億美元建設世界貿易中心更是倍受國際矚目。在他發表成功感言時說，“我的成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成功。我從開始經商的第一天起，就按照儒家思想嚴格要求自己，諸如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誠實守信、勤儉持家等，時刻銘記在心，指導著我的經營，我的財產絕大多數是靠誠信和勤儉得來的。”從實踐中可以看到，唯有“天下以誠”、以“誠信立命”，才能取信于民，獲得良好信譽，而那些見利忘義，靠欺騙闖蕩江湖的投機家，只能騙得一時，而不能騙的一世，最終被市場所拋棄。誠信立命“的理念在市場經濟條件的今天，將愈來愈顯示出有重要的現實作用。
現代市場經濟的要素有三個，即需求、價格和競爭，在三要素中，除了需求，價格和競爭都與契約和信用有關。契約關系作為市場經濟獨有的文化形態，包括契約信念、契約意識、契約道德和契約制度。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契約，但靈魂則是信譽。沒有信譽的契約無異于一張廢紙，沒有信用的企業家毫無發展前途，丟失了誠信的企業只能是死路一條。從這一意義上說，市場經濟其實就是信譽經濟。信譽來自于企業家的經營動機，體現在從決策、原材料購進到產品質量控制，從市場銷售、售后服務到利益分配、稅收繳納等各個環節。從這個意義上講，誠信產生品牌，品牌提高信譽，信譽創造市場。信譽是產品走向市場的翅膀，是進入市場的通行證，同時更是企業的生命。但從本質上說，信譽來自于德，發自于誠，服從于善，堅守于道，合乎于義。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我們必須繼承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講道德、守信用，講信譽、重信義。
（四）內圣外王、產業報國的理想人格。
儒家把經濟視為“經世濟民”的事業，是其“外王”即治國平天下的主要任務。從“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出發，儒家把能否強國富民作為評判一個人是否仁義的重要標準。孔子在評價管仲的時候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利也。如其仁如其仁。”就是說，只要通過努力，使國家強大了，人民富有了，就是最大的仁。
遵循上述思想，歷代儒商都把以產業報國，“達則兼濟天下”視為自己的理想和義務，當仁不讓。如著名的僑界領袖陳嘉庚先生，作為“橡膠大王”，身在南洋心系祖國，為改善祖國教育落后狀況，捐巨資在廈門創辦小學、中學、大學。盧溝橋事變后，為支援祖國抗戰事業，馬上帶領華僑認購救國公債上億元，籌集華僑外匯及義捐達11億元。并不顧生命危險，親自到前線慰勞抗戰官兵。1961年臨終前，還把在國內銀行的300萬元全部捐給了國家。再如香港超級富豪邵逸夫，視金錢為身外之物，樂善好施，熱心公益，是港島屈指可數的大慈善家。自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都拿出1億多元用于內地的各項社會公益事業。對于中國教育事業更是情有獨鐘，他視教育為立國之本，多年來盡心盡責，不遺余力。據不完全統計，迄今，邵逸夫捐助內地科教文衛事業的資金超過25億元，捐助項目超過3000個，其中80%以上為教育項目。如今以“逸夫”兩字命名的教學樓、圖書館、科技館及其他文化藝術場所、醫療設施遍布全國各地。并不顧耆耋之軀，多次親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視察捐贈項目。在古令中外的儒商中，邵逸夫當之無愧的可稱為產業報國的楷模！此外，儒商的‘外王“，還體現在像海爾集團、聯想集團那樣，把產品做精作細，把企業做強做大，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國際上創立民族的大品牌、大市場，使中華民族經濟走向世界，并取得愈來愈多的發言權。
為了實現“外王”的理想，儒商還十分注意“內圣”，即“修身修心”、“修身立命”、“修身齊家”。儒學是“修己安人”之學，孔子首先提出“仁”、“義”的主張，創立了儒學這棵大樹的主干，在此基礎上，又生出孟子和荀子這兩大樹冠。認為“人性善”的孟子沿著“仁—義”的道路往前走，將修己的重點放在“修心”上，主張“以人修心”達到圣人境界；認為“人性惡”的荀子沿著“仁—禮”的道路向前行，將修己的重點放在“修身”上，主張“以禮修身”。宋代的范仲淹、歐陽修發揮儒家“內圣外王”的思想，主張“明體而達用”，將內圣之實體轉化為“外王”之實用。但無論孟子、荀子，還是范仲淹、歐陽修，他們都堅信通過修心或者修身，可以促進人的“內圣”，使人達到理想的境界。
縱觀當今時代，作為以產業報國，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現代企業家，更應該注意修心修身。荀子曰：“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災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治國平天下當從修身修心齊家開始，修身以德，修心向善。繼承儒家提倡的仁者愛人、以人為本的倫理觀念，以“財自道生、利緣義取”的價值觀，對待財富聚散；要以悲天憫人和斯文自任的人文關懷、推己及人及物與樂群貴和的行為準則，對待企業員工乃至社會大眾；以積極有為與奮發進取的“入世”思想、鍥而不舍與金石可鏤的敬業精神對待畢生的事業。要養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道德情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氣概，以及“誠意慎獨、唯儉養德”的良好習慣。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完成產業報國、治國平天下的宏偉夙愿。
（五）持經達變、君子豹變的人生智慧。
儒家認為，“義”有兩種含義，除了“德之概稱”以外，還可以解釋為“義者，宜也。”所謂宜，就是適宜、適中、合度。適宜之義有兩層含義，一個是持兩用中的“中庸之道”，一個叫做“常變之道”。《周易》中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是說，“天行健”，是一種永恒不變的事物運動發展的規律和法則，人們只能認識和掌握這些規律和法則，并以此作為指導自己思想行為的準則，恒守不輟，而不能改變這些規律和法則。但同時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為了適應事物的發展，實現目標的需要，在不違反客觀事物運動變化規律的前提下，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變通而權宜行事，實現君子豹變。
“君子豹變”一語，出自《易經》：“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所謂“豹變”，可以理解為像豹子一樣地迅速改變自我、適應環境。豹子性情兇猛狡猾，感官敏銳，機警詭秘，行動迅速，攀爬跳躍富有彈性，極具攻擊性。由此，我們可以歸納出“豹變”的4大特征：即敏感機警、主動出擊、行動迅速、富有彈性。所謂君子豹變，就是說，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為了達到預期目的，必須既堅持中庸之道，又堅持“常變之道”，既要遵道而行，又要像豹子一樣敏感地捕捉變化、迅速主動地適應變化。這就是儒家提倡的“持經達變”。
遵循持經達變的道理，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眾多儒商創造了可歌可泣、為人矚目的成就。
春秋戰國時，楚人范蠡在輔佐越王勾踐滅吳以后，攜美人西施來到齊國。變姓名為鴟夷子皮，帶領兒子和門徒在海邊結廬而居。戮力墾荒耕作，兼營副業并經商，沒幾年就積累了數千萬家產。他仗義疏財，施善鄉梓，其賢明才干被齊人賞識，齊王把他拜為主持政務的相國。但才干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一身布衣，遷徙至陶（今山東定陶西北），在這個居于“天下之中”的地方，依照計然的經營之術，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因素，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順其自然、待機而動。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遂自號陶朱公。被后世尊為儒商之鼻祖。
近代徽商則認為商場如戰場，能否準確及時地把握時機，得失只在幾微之間。由于徽商熟讀圣賢朱子書，文化素養較高，在風云多變的商場中遵循經商之道，既見利思義，不取不義之財，又權衡利弊，“善識低昂時取予”，故每每擊敗競爭對手。《江南通志.輿地志》風俗篇載徽州“山居十之五，民鮮田疇，以貨殖為恒產，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徽商之所以能“走出去布衣草鞋，走回來金玉滿堂”，這便是秘訣所在。
晉商太平楊家傳人楊世堂以振興民族工商業、抵制洋貨為己任，在接管世誠祥、世家德、世誠和等商號后，目睹洋商用廉價大量收購西北皮、毛、棉、麥以及金、銀、鹿茸、麝香、紅花等土產和貴重藥材，獲取大量利潤，決意要和洋商競爭。為挽回利權抵制洋貨，他調集資金人員，在津、滬、寧派駐莊號，以電訊與蘭州、西寧通市，并與洋行代辦協議掛鉤。由洋行將巨款存入世字號，再由世字號以行市價格收貨訂貨，收購牛皮、羊皮、羊腸、棉花、金銀和藥材，打包運往天津、上海等地，每宗可賺三五萬到十余萬銀元。如此既可減少洋商低價套購西北特產的損失，世字號也由此獲得了利潤，遂成為西北商界巨魁。
歷代儒商在經營管理中，還講求“以正和、以奇勝”。“以正和”是經營之道，它強調經營之道的核心在于“以正致和”，在于遵循規律、堅守正道、以正壓邪，并在遵循市場規律中尋找利益的增長點，穩定局面，鞏固市場，保障企業平穩健康發展。“以奇勝”則是經營之術，它強調經營之術的要旨在于“出奇制勝”。講求以超乎尋常的思維和謀略，隨機應變，用奇策妙計搶占市場，用別人難以預料的奇謀妙術，或攻其不備，克敵制勝。或一招制敵，反敗為勝。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在當今現代化建設尤其是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更呈現出智慧的光芒。如濟南趵突泉釀酒有限公司在激烈的市場競爭面前，不與同行在一個領域死拼硬打，而是獨辟蹊徑，靠自主創新，研發出了“芝麻香”系列白酒產品，在國內迅速占領了市場制高點，取得很大的經濟效益。實踐證明，持經達變、君子豹變是儒商特有的人生智慧，是企業家競爭取勝的不二法門，必須繼續繼承弘揚。
（六）和而不同、合作共贏的競爭策略。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在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西周時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觀點。到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更是經常運用“和”的概念來闡述他們的哲學思想和文化理念，老子說：“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萬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更指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是一種理想境界。和，是辯證法。儒家之和，不是盲目附和，不是不分是非的無原則的茍同，而是和而不同。
“和”的思想，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強調“天人合一”、“天人調諧”，即人與大自然要圓融無間，共生共榮；表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上，要和睦相處，樂群貴和。相互關心理解，與人為善，推己及人；表現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要合群濟眾，即鼓勵個人的追求與創造，要提倡把個人的目標同國家和社會的需要有機的結合起來；表現在經濟活動上，則強調和氣生財，買賣雙方要相互以對方的存在為前提，以互惠互利為目的，互不欺詐、謀取雙贏。生意中一時達不成協議，也不要傷了和氣，“買賣不成仁義在”。一句話，“和”的思想，是發展之道，處世之道，也是經商發財之道。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而不同，合作共贏”的思想，愈來愈顯出它高超的智慧光芒。如2002年，濟南玫德鑄造公司遭到美國兩家公司的傾銷起訴，提出要征收傾銷稅，稅率高達34.8%—148.3%。公司董事長孔祥存一方面組織人員精心準備，積極應訴，一方面又思考破解貿易壁壘之策，通過分析，他認識到“商戰中，敵人和朋友都是暫時的，只有企業利益是長久的”，意識到“聰明的商人應該善于化敵為友”。經過努力，在企業取得勝訴的基礎上，孔祥存向美國同行發出了不計前嫌，相互合作，謀求雙贏的信息。由于雙方有利益共同點，遂簽署了相互撤訴、各類產品生產合作的協議書。采取這一措施，不但使玫德鑄造公司打破了美國同行的貿易保護措施，有了向世界頂級同行學習的機會，而且每年有幾億元的國外訂單接踵而來。雖受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該公司仍實現銷售收入17.8億元，創利稅4.55億元，其中利潤3.05億元。
這充分說明，儒家“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思想在現代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必將更加放射出東方思想的光輝。
三、兼容并蓄，與時俱進，用現代儒商文化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有的同志可能要問，幾千年的儒家文化能否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環境？能否改善現代企業管理？能否促進現代經濟發展，能否推動現代社會進步？
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日臻成熟。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成熟的市場經濟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其一，承認企業等市場主體的獨立性，企業自主決策，自擔風險。其二，建立起了具有競爭性的市場體系，由市場形成的價格、資源配置、產品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通。其三，建立起了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機制，對市場運行實行導向和監控，以彌補市場經濟本身的弱點和不足。其四，有完備的經濟法規，保證經濟運行的法制化和規則化。
將市場經濟的這些共同特征與儒家思想的精神內涵所比較，我們認為，前者與儒家倫理思想是能夠相通的，或者說是并行不悖的：
（1）儒家思想有著謙遜好學、兼容并包的思想內涵，它善于學習并接受世間一切有用的東西為我所用，因而它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并跟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
（2）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獨立主體，必然要與其他企業發生橫向關系，而儒家的“和諧”與“樂群貴和”的思想，有利于協調各行業、各部門、各企業、各環節的關系，有利于協調企業經營者和員工的關系，有利于統籌人與生態自然的關系。而勞企關系、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能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人與自然的和諧，將能夠保持企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3）市場經濟運行需要法制化、規則化、秩序化，企業發展要求員工要規范有序，而儒家的“以德教化”和“禮治”的思想，有助于企業員工的職業道德建設，有利于企業家道德水準和思想素質的提高，有利于企業規章制度的建立和遵守，促進企業管理沿著規范有序的軌道發展。
（4）市場經濟強調公平競爭，而儒家的“君子以自強不息”，“治國平天下”的精神，以及“當仁，不讓于師”的公平競爭思想，有利于培養企業家的使命感，增強企業家開拓創新意識；有利于營造公平競爭的良好氛圍。提高企業創新發展的原動力，推動企業向更高目標發展。因而，它符合時代精神，并適應市場經濟環境。
（5）市場經濟需要企業家要有高超的決策藝術與競爭策略，而儒家“持經達變、君子豹變”的思想，有利于企業家在堅持正確的經營方向的基礎上，提高應對市場危機的機變能力，從危中尋機，隨機應變，促進企業平穩較快發展。
（6）市場經濟要求各獨立主體間要講信譽，而儒家的“義為上”和“誠信為本”的核心價值體系，更是西方文明所不具備的、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它有利于重建商業價值觀，構建正確的財富觀。有利于建設“以質量為中心”、“以用戶為中心”、“視信譽為生命”的生產經營管理體系，促使企業“以人品鑄造精品，以精品奉獻社會”，有效改善現代企業管理。
當然，用辯證的觀點看問題，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樣，儒家學說也有它的缺陷和不足。比如：
——它主張“親親”的思想，反對墨子的“兼相愛”、“愛無差等”學說。受其影響，家族經營成了眾多儒商乃至華人企業的組織形式。這種經營方式雖然具有管理成本低，經營決策快的優點，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尤其在企業起步階段不失為較好的選擇。但在后工業時代，已經不合時宜了。企業的發展要向社會融資，意味著外人的股權和控制權的滲透；現代社會的信息化，經營管理的復雜化，生產程序的專業化，使許多家族成員力不從心，或根本無能力進行管理，迫切需要有專業知識，懂經營、會管理的經理階層或管理團隊，這些都暴露了“親親”思想的缺陷，宣告了家族管理制的崩潰。
——它過度主張謙和忍讓，市場競爭和進取意識不足。在強調“和”的同時，儒家主張“忍”，并將其看成是休養之道、君子之美德。而將“爭”看成是禍。孔子說：“君子無所爭”。荀子說：“爭則必亂，亂則窮矣”。但市場經濟是競爭的經濟，市場博弈的本身就意味著競爭。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以后，競爭是必然的，而且會愈來愈激烈、愈復雜。如果過分的謙和忍讓，一味的溫文爾雅，不敢大膽的去參與競爭，那世界上將不會有你立足的一席之地。
——它提倡“以官為本”，不利于企業家的健康成長。儒家提倡積極的入世思想，但儒家的入世興趣大多不在于經濟，而在于政治。雖然儒家把“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事業作為人生的最終目的，但把謀得官職以治世，或借助官商結合的形式以治世，看作是儒商人物實現“外王”的重要載體，甚至是唯一的方法途徑。受其影響，許多儒商人物如胡雪巖、張之洞、舊軍孟家等，都把進入或利用仕途作為追求的目標。一直到21世紀的今天，仍然有許多企業家不惜代價，不擇手段，希望通過做大事業進入仕途，最終不僅影響了企業發展，而且使自己也身敗名裂。
——儒家過度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級秩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民主自由思想的發揮。受封建等級觀念的影響，在許多企業下一層次人的研究創新必須得到上一層次人的批準，否則寸步難行；其研究成果往往被上一層次人物所占有，或被迫與上一層次人物所共享，否則就很難面世或實用，這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制約著科學民主思想的發揮，阻礙了企業的科技創新，同時也束縛人的自由天性，不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對于這些問題，需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剔除糟粕，汲取精華”，給以批判的繼承。
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斷發展的，從先秦時期的萌芽階段，到宋元明清時期的成長階段，從清末民初的風雨飄搖時期的“實業救國、救亡圖存”主張，到現代的“彰顯道德、科學管理”，儒商大約經過了四個階段。儒商文化走到今天，為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也必須采取兼容并包，與時俱進方針，從多方面吸取有益營養。
（一）汲取諸子百家思想之精華，充實發展儒商文化。
易、兵、道、佛、法等諸子百家思想中蘊含著深厚的思想和人文智慧，采取批判繼承的方針，吸取這些文化精華，以豐富發展現代儒商文化，是必要的，也是急需的。
1、從易家的智慧中吸取營養。《易經》的核心講“三易”，即“簡易”、“不易”和“變易”。而這三者也正好是現代企業管理理論發展的基本方向，是中國管理哲學的核心。所謂簡易：是指世界上的事物再復雜再深奧，一旦人類的智慧把握了它，就可以把它轉換成人們容易理解和處理的問題。所謂不易，是說世間的一陰一陽，囊括了萬種事物之理。不論是天地男女、上下左右，都是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的。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其產生、發展、變化有一條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可尋，人們只能認識它、遵循它，而不能改變它。所謂變易，是指世間的萬事萬物無時無刻不在發展變化之中，不變是相對的，變化是絕對的，為了適應事物的發展，人們的策略措施也必須隨機應變。醫圣孫思邈說過：“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醫。”實際上企業管理也是這樣，不知易便不足以說懂管理。《易經》原理貫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著中國文化對自然和人生規律探索的經驗成果。易道在闡述核心精神的同時，也為實踐操作提供了一系列的經營策略，以今天的話說，就是既涉及了領導、計劃、預測、定奪、組織等決策層面的問題，也關注了平衡、溝通、變通、控制、用人原則等諸多現代管理中的問題。如“易經”指明管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本質是陰陽五行（即相關事物）的生克變化與平衡；學習掌握“易經”之道，將使企業家深諳管理之奧秘，為創建現代企業、提升管理者素質打開智慧之門。
2、用兵家的謀略縱橫市場。中國古代兵法謀略典籍浩如煙海，而《孫子兵法》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國內外的政治家、軍事家、企業家皆把其奉為經典。從某種意義上說，兵戰與商戰可以說是相通的，它們都是為實現目標動用資源，通過對抗來征服對手，達到預期目的的。因而，《孫子兵法》論述的戰略戰術，對市場競爭同樣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孫子在講戰前謀略時說：“故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意思是在主動進攻之前，先要做好防御，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然后抓住打敗敵人的機會。“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要做到不可戰勝，關鍵在于自己創造充分的條件。至于敵人能否被我戰勝，在于敵人是否犯錯，我能否抓住可乘戰機。企業經營亦是這樣，要想在市場競爭中取勝，必須“知己知彼”，先做好市場調、可行性論證、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調配、人員組合、職責分工及獎懲制度制定等一系列準備，選好市場突破口，才能贏得市場競爭中的主動權。
孫子兵法認為，用兵者要善于用將，“將者，智、信、仁、勇、嚴”。用現代的話說，智即科技專業知識、人生閱歷經驗；信即自信于己，施信于人，取信于民；仁即關心下屬員工、以己推人，給人以發展的機會；勇即勇于決策，勇于冒險、勇于承認自己的錯誤；嚴即嚴于律己、嚴格管理、獎罰分明。這些軍事思想在現代企業經營管理中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孫子還指出戰爭謀略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如何不戰而勝呢？孫子講：“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從企業經營管理角度看，孫子不戰而勝的思想，啟發企業家決策時要注意產業邊界的可變性，不要糾纏在一個特定范圍內、特點產品上與對手進行死打硬拚，要通過思維創新發現機遇，通過科技創新推動市場創新，從而形成企業間市場份額的差異，產業決策戰略的最高境界是“不讓競爭對手成為對手，而不是徹底消滅對手。”
孫子兵法極諳通變之術，他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之變不可勝究也。”“通于九變。將用兵時”， “涂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通于九變，出奇制勝”的戰略戰術原則，不失為博弈高招。在這方面，許多儒商有著頗為成功的實踐。如山東圣泉集團，是一家以玉米芯為原料的生物質化工企業。因金融危機影響企業出口量驟減。董事長唐一林緊盯市場，審時度勢，就在別人還在考慮捂緊錢袋子“過冬”的時候，他從世界有幾億、中國有4000萬糖尿病患者的實際需求出發，做出一項超常的投資決定：上馬木糖醇項目。2008年9月1日，與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合作成立了國家級的“糖化學及生物工程技術研發中心”，并很快開發出了L—阿拉伯糖系列功能糖產品。經過集團上下140天的晝夜奮戰，使項目迅速進入試投產階段。這一產品是種沒有熱量的天然合成甜料，采用綠色生物生物酶化解工藝提取，能抑制因攝入蔗糖而導致的血糖升高，并可抑制肥胖、預防并治療高血糖等相關的疾病。市場需求多，經濟效益好，國際上一噸L-阿拉伯糖價值100萬元，按國內銷售每噸50萬元、年產銷量2000噸算，每年可達10億元的銷售收入。如經進一步開發，將其合成抗病毒新一代藥物，用于治療白血病、艾滋病、癌癥等化療藥物和抗乙肝新藥的重要原料，每噸將增加收入500萬元-1000萬元，市場前景相當可觀。這一奇謀，不僅迅速扭轉了生產的被動局面，而且使企業在產品、市場、效益等方面實現了質的飛躍。事實說明，兵家謀略是儒商出奇致勝的法寶，更是彌補儒家競爭不足的重要方面。
3、借鑒道的氣質提升自身素質。道家思想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如老子的虛懷若谷、寬容謙遜的思想，助人為樂、反對爭名奪利的思想，主張以柔克剛、以弱勝強的思想，以及道家提倡的“濟世”精神、兼容并包的胸襟等，對于建設和諧社會，促進民主自由，關愛人民大眾、承擔社會責任無疑具有現實意義。另外道家十分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認為：人與萬物共同稟“道”而來，“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因而人應該與自然界和諧相處，而不能隨意地破壞自然環境。正是這種道教文化的發揚，形成了中華民族開闊的文化襟懷，使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能夠經久不衰，愈來愈繁榮昌盛。
《道德經》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說，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樣。水善于滋潤萬物而不與萬物相爭，停留在眾人都不喜歡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的人，居處最善于選擇地方，心胸善于保持沉靜而深不可測，待人善于真誠、友愛和無私，說話善于格守信用，為政善于精簡處理，能把國家治理好，處事能夠善于發揮所長，行動善于把握時機。最善的人所作所為正因為有不爭的美德，所以沒有過失，也就沒有怨咎。這種包羅萬象、海納百川、恬淡素樸、教人以善的風格，足以引導我們的企業家形成良好的氣質。
4、從佛的境界和法家管理思想中獲取新的營養。與道家相比，佛家的特色在于它慈悲關懷、智慧堅韌的度世之志，同時它使人得到高度的形上思維之訓練，讓人們對人生及社會的種種問題，具備獨特而深刻的思考力。而在更多的時候，佛家則起著警世的作用，對于人性中的善惡與美丑，聰明與愚蠢，常能以通俗的故事，給人們以深刻的啟迪。尤其是唐宋時期形成的禪宗，他們的出家不避世、強調自尊、自信、自立的思想，彰顯著大智大慧。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一種凝聚著東方智慧的思想境界。
而備受爭議的法家思想，向來以 “以法治國”而著稱，在法理學方面，對于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雖然法家強調“以刑去刑”，用重刑來治理國家，過于迷信法律的作用，但他們的依法治理、用人唯賢、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天性實行賞罰制度，并獎罰分明的管理思想，對于現代企業管理還是有很大借鑒作用的。
（二）學習西方管理思想的優勢部分，增強現代儒商的創新競爭力。
世界著名的管理學家德魯克說：“管理是以文化為轉移的，并且同時受社會的價值觀、傳統與習俗的支配。”縱覽整個西方管理文化，可看出其哲學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操作化和理性化。不論是從西方管理學說淵源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和蘇美爾人的管理文化，還是到中世紀的管理思想，不論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笛卡爾、康德、黑格爾，他們對管理的理性思考和哲學傾向，都突出地表現出對方法意識的追求。在現代西方管理思想的發展中，首先也是從方法意識上實現突破。以泰羅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學派，首先從尋求方法開始，經過不懈努力，使規范化、定量化、最優化的科學管理法逐漸變成西方社會的基礎思想。一直到現代管理理論叢林時期，西方人也總是試圖以嚴密的科學定量方法去處理問題，是完全的方法決定論。所不同的只是管理方法論的多元化。
受其哲學思想及地域、人文習俗的影響，西方人的個性表現為外傾、張揚，從不掩飾自己的自信心、榮譽感以及獲得成就后的狂妄；西方人的自我中心意識很強，崇拜個人奮斗，自己為自己負責。主張在弱肉強食的社會，必須把個人利益擺在第一位，進行自我奮斗；西方人鼓勵人們不斷開拓進取，冒險創新，敢于做前人沒有做過的超凡事業，并在其中彰顯個人價值；為了個人價值的實現，西方人突出個人自由，傾向于獨往獨行、隨心所欲，力求沖破一切束縛實現自我價值。
上述個性反映到企業管理中，主要表現為：（1）在決策風格上，西方管理者奉行個人主義，把上下級都置于平等的個性中思考，信奉誰最了解情況誰最有發言權。相對于中國傳統的君臣關系等級制度和群策群力而言，其優點在于決策參與者都是平等的個體，經驗豐富的管理決策者能不受約束的提出自己的觀點和方案，這十分有利于決策過程中決策源的擴大和決策方案的優化，避免了低能力者的獨斷性決策。缺陷在于：因偏重個體，決策時由于老板經驗豐富主觀性比較強，往往出現少數人專斷情況，故風險性較大。（2）管理理念上，西方管理強調以法管理的理性的、科學的管理法則。他們不很重視依靠倫理關系或道德來維系團隊，而是主張不論親疏、不分遠近，一律統一于整齊劃一的組織制度和紀律，理性管理在其管理理論中占據絕對地位。其優點是注重理性科學的管理程序，能有效的避免任人唯親、近親繁殖的弊端。有利于生產經營按工藝流程和制度規則運行、便于提高產品質量和任務目標的完成。但這種管理理念因缺乏“推己及人”的人文關懷，往往造成企業決策者與員工之間的冷漠和感情淡化，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3）在管理模式上，滲透著西方文化中開拓創新和銳意進取的競爭思想。傾向于變革和發展，即企業的管理體制、管理理念和管理技術，根據企業的內部環境和外部市場形勢的變化而變化，這種動態的權變的管理方式，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開放性，不拘泥于既定方針，隨時依據情況的變化來決定管理方式，制定策略措施，一切圍繞取得最大利益、獲得新的發展空間來進行。相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和性特征與以循規蹈矩為特色的管理模式，具有極強的挑戰性，這也是近代以來西方經濟能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弊端：如果管理者為了個人或小集團利益一味的追求創新變化，企業容易偏離正常的軌道，給社會和企業自身帶來嚴重危害。如近幾年，華爾街投資銀行家們受利益驅動，利用數十倍的金融杠桿進行超額融資，在獲取高額利潤的同時，卻把巨大的風險留給整個世界，最終導致世界性金融危機。（4）在績效管理方面，西方管理者提倡個性自由、個人奮斗，善于培養員工的獨立開創精神，在制定管理目標的時候，傾向于提高個人的工作績效，衡量員工優劣的標準及利益分配的坐標，均以個人為企業作出的貢獻為基準。這有利于高能力管理人員和高技術人才的成長，有利于科技創新，實現技術進步，促進企業發展。
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必須正視目前西方文明在現代化管理中的優勢地位。在這方面，崇洋媚外不行，妄自尊大、全盤排外更不對，正確的方法應該是：根據國情，在抵御西方腐朽沒落思想的同時，認真學習西方管理文化中一切有益的經驗，為我所用。在經濟管理上：
一是要將個體決策與集體決策融合在一起，既要鼓勵個人提出優化方案參與決策，增加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防止因壟斷出現決策風險，又要在重大問題上發揮集體決策的優勢，增加了決策的有效性，最大限度的減小決策失誤。
二是搞好理性和感性管理理念的有機融合，以理性的科學的管理理念來建立具體的管理體制，規范管理程序，制定管理制度，使責任明確、效率提高。又要把儒商的人文關懷滲透到實際管理中，關愛員工，維護并發展員工的經濟利益，尊重員工的自主創新成果，以密切勞企關系，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進企業健康發展。
三是將權變管理模式與儒商的“財自道生”、“以正合，以奇勝”結合起來，在不違背客觀規律和最廣大人民利益，不違反社會公德、商業道德的情況下，去大膽創新，不斷開拓。使企業在健康生存平穩發展的基礎上，獲得新的生命力和新的生存空間。
四是要將彰顯個人價值與講求社會道德、獲得最大利益與擔當社會責任、個人奮斗和團隊合作結合起來。一方面要鼓勵個人獨創、敢為人先，力求通過正當渠道獲得最大利益的競爭創新精神，另一方面要使他們堅持“義為上”、“誠信為本”的價值觀，勇于擔當社會責任，自覺地“把沒有罪惡伴隨的神圣的富裕作為奮斗的目標”（澀澤榮一《論語與算盤》）。
（三）從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現實中吸取營養。
建國六十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以高于西方國家的速度突飛猛進，在總體實力上迅速進入了世界經濟大國的行列。中國的企業家在經濟舞臺上，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底蘊，以中國人特有的智慧謀略和堅忍不拔的毅力，演繹了有聲有色、令人為之瞠目的活劇。使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人們不得不對中國的發展速度刮目相看，不得不對中國的文化刮目相看，不得不對中國人刮目相看。從這一點上說，中國的企業家不僅決定著中國的前途和未來，也影響著世界的前途與未來。
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中，有秉承客觀規律、遵循商道而行、拚搏成功的企業家；也有憑撞大運僥幸發財，一夜間暴富而又較快折戟沉沙的投機者；有利緣義取、誠信經營，勇于擔當社會責任的儒商，也有見利忘義、利令智昏，無視公眾利益乃至生命健康的不法奸商；有高歌猛進，也有失敗挫折；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沉痛的教訓。但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經驗還是教訓，都是一筆寶貴的遺產、無形的財富，都值得我們去總結借鑒。尤其是那些失敗的案例，那些挫折后的反思感悟，對于現在的企業家簡直就是一面鏡子，警示著人們必須要正確認識義利關系，認真遵守社會道德、很好的把握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作為以弘揚發展儒商文化，促進經濟發展為己任的我們，對中國企業及企業家幾十年來成敗興衰的歷史，去回顧總結、分析梳理，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在此基礎上，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通過辯證揚棄，構建以“以人為本、仁者愛人、立己立人”為基本經濟倫理思想；“財自道生、利緣義取”為商業核心價值理念；“誠信為本、精誠待人”為商業道德；“內圣外王、產業報國”為理想人格，“持經達變、君子豹變”為經營謀略、“勇于競爭、開拓創新”為精神氣魄的現代儒商文化，努力促進社會道德和財富的相生相長，努力促進經濟社會的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儒商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的、把儒家的價值理念與市場運行本身的法則相結合，并能遵循指導市場活動行為法則的商人。
現代儒商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理念，兼收易、道、兵、法、佛家之精華和西方文明之長，有道德、有文化、有國家社稷理想，善理財、會管理，富有競爭創新精神的經營管理者。
現代儒商文化，是以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在批判繼承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借鑒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總結中國企業家成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所產生的商業文化體系。
現代儒商文化是中國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補充。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
現代儒商文化是發展的文化，它承繼著中國古代文明，又影響著未來的發展；它來自于古代先哲的思想，又吸收了現代文明的成果；它來自于實踐經驗的總結，又在服務現代經濟中接受新的檢驗；它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兼容并蓄，博采眾長，樂于吸收一切先進的思想，并從中豐富發展自己。只要地球上有商業活動，它就生生不息，并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
現代儒商文化是和諧的文化。在中西文明對撞中，它不試圖去消滅對方，但也不決不容被對方所欺侮、所消滅；在戰略上它堅持“和而不同”“和實共生”，愿意與西方文明和諧共存，共同創造世界美好的未來。但在戰術運用上，面對競爭對手，它將充分發揮中華民族特有的智慧，以競爭求生存，以創新謀發展，憑德才智謀取勝利。
遵循上述文化理念，中國現代儒商，從來就不想稱霸全球，他們只想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今后經濟發展的格局中稱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