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董仲舒的歷史定位與評價多有議論。有人說他的“獨尊儒術”“三綱五常”為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誤導了中國；有人認為他從“焚書坑儒”的“火堆”中救出了儒學，對于中國長期的統一、穩定、發展、進步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歷史作用。這兩種觀點，其實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歷史文化觀。

　　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這一重要論述，闡述的正是當今時代我們應該堅持的歷史文化觀。堅持這一歷史文化觀，就要辯證處理好五個關系。

　　精華與糟粕。對待中華歷史文化包括儒家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華歷史文化總體上看是精華多于糟粕的優秀歷史文化。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文化自覺、自尊與自信，挺直自己的文化脊梁。

　　批判與繼承。對待中華歷史文化，要批判地繼承。批判是手段，繼承是目的，兩者不能顛倒，不能只有批判沒有繼承。而今，要立字當頭、建設為主。對于歷史文化，批判的武器是需要的，但不當的批判會付出沉重的歷史代價。

　　文化與政治。作為一種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也是文化的組成部分，雖然它反映特定階級的文化主張，但也決不可能脫離自己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文化，不可能“揪著自己頭發”離開自己本土的歷史文化。不能簡單地把中華歷史文化貼上“皇權專制”的標簽。

　　動力與阻力。以儒學為主干的中華歷史文化究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還是阻力？中國近代的落后使阻力論逐步成為主導，很多問題都歸罪于儒家思想。實踐證明，這樣的認識是不客觀的。1984年，谷牧先生曾指出：“有許多人認為，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經濟發展不快，就是因為吃了這位老夫子的大虧，這是第一種看法。當代國外又有與此相反的第二種看法，認為世界二戰后經濟發展快的，多是儒學影響較深的國家和地區，被提到的有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近幾年來我國大陸也被列入這個名單。”這兩種看法，一種是阻力論，一種是動力論。現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偉大成就，我們更應該認識到“西方中心論”歷史文化觀的局限性，認清中華歷史文化的當代價值，樹立正確的歷史文化觀，使中華歷史文化更多地成為我們發展的動力。

　　本土與外來。任何一種外來文化，不論其如何高明，若不實現“本土化”，就會水土不服，難以生存與發展。（文章來源：《人民日報》，作者系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首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