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教研部哲學教研室副主任、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秘書長、國際儒學聯合會教育傳播普及委員會副主任）

沒有文化和文明的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就是一句空話。“無根”的崛起和發展，也不會長久。毋寧說，復興就是傳統的再發現，就是現代的嫁接和融合。正是在實現 國家復興的戰略背景下，我們黨提出了傳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那么，如何弘揚和傳承呢？讀經典是一個很好的方法。那些延續千年、經久不衰的經典，能夠超越 時空，反復體悟，用之于今，即為最好的“正能量”。

今天為什么還要倡導學習經典？

有的領導同志心中可能這樣想：一些經典都過去上千年了，我們今天已經到了什么時代了，還要學習這些“老古董”呢？

1939年底，毛澤東在延安對一位進馬列學院學習的同志說：“馬列主義的書要經常讀。《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 《共產黨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在 于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大家想一想，毛澤東說這番話的時候，作為共產黨“圣經”的《宣言》，發表也已經近一個世紀了，為什么他要求對馬列主 義的經典要“經常讀”呢？答案自在其中：“每讀一次”，“都有新的啟發”；“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

其實，不只是馬列主義經典，對傳統文化的經典也是一樣。2013年3月1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發表 重要講話，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2014年9月24日，他在出席紀 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又加了一個“審美觀”。在多次強調學習的重要性中，習近平要求黨的高級干部讀好書，對一些歷 史、文學、哲學的經典要反復學習，在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中，引導人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作為中華民族“根”和“魂”的中華 文化，蘊含著習近平這里講的兩個“四觀”。在我黨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從如此之高度認識我們悠久歷史文化的。

領導干部擔負著“治國理政”的責任。治理這樣一個大國，不可能靠任何別的國家來給你提出規劃。“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 化傳統密切相關的。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這些經驗，以濃 縮的形式集中體現在文學、歷史、哲學等經典之中，值得我們將之放置于案頭，深思咀嚼，時讀時新，升華為今天的智慧。

哪些經典值得我們經常讀？

正如書法藝術歷史上有稱之為“書圣”王羲之的作品一樣，中國歷史文化寶庫中的很多領域都有各自的“圣經寶典”。《漢書·藝文志》從學派主張的角度，將先秦 諸子劃分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等十家，各家著錄顯然不同；它把兵書著錄又細分為兵權謀、兵形勢、陰陽、兵技巧四類軍事文獻，各 類代表作亦不相同。而且，從普通一派學術思想到最后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所認同、認可的“經典”，期間有的經過上千年的不斷檢驗才確定下來。比如，我們一般 將“四書五經”看作是儒家經典著作，其實，“五經”之名始于漢武帝，而“四書”之名則始于宋朝，它們中間隔了上千年歷史。為此，我們這里只能是根據當今領 導干部從修身到治國理政的可能需要，簡單地大致梳理一下比較經典的一些著作。

儒家思想。基本經典即“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擴展經典“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另外，近代以來，《荀子》可以列為儒家經典。

道家（教）思想。《老子》（《道德經》）《莊子》《淮南子》《陰符經》《太上感應篇》《抱樸子》《坐忘論》。

佛教思想。《金剛經》《心經》《華嚴經》《壇經》《無量壽經》《十善業道經》。

法家思想。《管子》《商君書》《韓非子》。

兵家思想。《孫子兵法》。擴展可閱《六韜》《三略》。

醫家思想。《黃帝內經》。

史學著作。《史記》《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

文學著作。《離騷》《文心雕龍》《詩品》等。《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

……

各個領域的經典真是太多了，如何選擇呢？從主觀上說，應該考慮到自己的專業背景、興趣愛好等因素；從客觀上講，應該考慮到自己的工作需要、任務牽引等因 素。當然，興趣是可以培養的，需要也是外在的動力之一。我的建議是，既然是閱讀經典，那我們就沉下心來，最好沒有任何功利因素，在長時熏習中去感悟經典的 魅力，這樣才能靜中生定，開智達慧，慮而后得。

舉 例來說：《道德經》這部神奇寶典被譽為萬經之王，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名著之一，對中國哲學、科學、政治、宗教等產生了深刻影響。尼采曾說：老子的《道德 經》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道德經》的原文只有五千多字，為什么有這么大功效呢？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道德經》是 除了《圣經》以外被譯成外國文字發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大道相通，大理相融，治身治國相契。它可能沒有什么具體的操作方法，但卻具有深刻的哲理啟發意義。其他很多經典都或多或少具備這樣的啟迪功能。

怎么樣去讀解傳統經典的“真實義”？

既然閱讀經典，大部分人還是想弄懂其中的深奧含義。有句話說得好，“依文解義，三世佛冤”，古漢語文字與其意義的關系，往往有“言不盡意”，“意在言外” 之說。極有可能的是，我們在某個時空背景下的所謂“理解”，對于文本原義來講，或為“曲解”甚至“誤解”——因此最多只能是我們這一層次和境界上的“解 讀”。泰戈爾在評論奧義書的詩篇和佛陀的教導時這樣講：“源于偉大心靈的體驗的有生命的語言，其意義永遠不會被某一邏輯闡釋體系詳盡無遺地闡述清楚，只能 通過個別生活的經歷不斷予以說明并在各自新的發現中增加它們的神秘。”“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描述了閱讀中的一種現實，即對同一文 本的閱讀，讀者的閱讀結果各不相同。經典的閱讀也是一樣，無論你從事什么樣的職業，有多么高的社會地位，都能從經典中得到各不相同的、主要為“正向”的啟 發內涵。

把古今不同的注解結合起來。除了不斷反復地去閱思原文，往往需要通過專家和后來者的疏證、集注，去深解經典義趣。每一時代的士人，根據自己所處的思想氛圍、 社會環境、治學偏好等因素，總能發掘出一定的新意，別開生面。當代學者又能站在幾乎相同的境遇中，聯系共同的社會事件，放大我們的深切體驗。當然，我們要 找一流的解釋，比如，我自己讀老、莊，就主要選擇中華書局出版、陳鼓應先生注譯的《老子注譯及評價》《莊子今注今譯》。

把邏輯與體證結合起來。現在人的思維習慣，總想把“理”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弄得清清楚楚，這樣我們自己認為是“弄懂”了。其實，行之為“道”，只有在社 會生活的實踐中真切地做到了，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書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一個理論僅僅在頭腦中“溜達”了一圈，或是將之作為“手電筒”只 是用做去照別人的失誤，沒有“切己”應用到自己身上，辯證的智慧是出不來的。我們學到的可能只是教條而已。如此再去埋怨經典沒有作用，實在是污殺古人美 意。要恢復古人“知行合一”的傳統，理事相融，事理一體。

把內用與外用結合起來。如果從整體上講，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構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內圣外王”。就是以內在道德修養，去為大眾社會做事業；最高應達到“圣 人”修為的境界，去做治理國家、乃至為整個人類的大事業。“王”字又通“旺”字，并不一定是去做最高領導人，而是去做社會事業也興旺發達。一定意義上可以 認為，修身決定“用權”的方向和性質，動機決定創業的目標和效果。“三嚴三實”中的修身、律己、做人皆是指向自身的，和傳統文化的理念是高度暗合的。現在 有人做到了很高的位置，卻淪落為“階下囚”，身敗、家敗、業敗，為什么？我們不能只是埋怨法制不健全、機制不完善，根本的還在于內在修為出了問題。所以， 作為領導干部讀經典，不能滿足于從知識上去了解一些名言警句，或是學到一點中國式的管理智慧，或是能夠應用一些智謀之學，更重要的是，拿它來對照我們自 己，“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苛責于己，才可以說真正把經典學到了手。這既是中國傳統人道的方法論，也是我們閱讀經典的方法論——對于汲汲于做好社會事 業的領導者來說尤為重要。

有沒有對傳統經典現代解讀的實例？

這方面的實例可以說是太多了。經典既然承載著大智大慧，就必有對今天的啟發和現實的功用。試舉幾例：

河南省鞏義市康店鎮葉嶺村支部書記葉順利從儒家經典讀出了“孝道”的精神，并將之運用于基層管理中。經過短短一年的國學教育實踐，該村民風大變，社會風貌 積極向上。全村2600名村民，有40多名黨員義工、600多名普通村民義工。整個村里連一個煙頭都沒有，孔子像矗立在鄉村的文化廣場上，村口的牌子上抒 寫著“感謝國家培養護佑”等詞，愛心超市捐獻3000件衣物供困難家庭隨時免費領取，鄰里和諧、婆媳和諧、基層干部和村民和諧。其他村長和村支書在這里培 訓后正在推廣。在這里，村民見面相互鞠躬，孝道持家，互相化解了很多矛盾和積怨。

農業部財務司副司長冀名峰從《論語》中讀出了行政的精神。他有一本《論語中的行政精神》（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逐章詮釋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語中 蘊含的行政精神。該書的內容提要和編輯推薦意見中說：“一個踐行《論語》精神的行政者，用行政實踐解讀論語，回歸《論語》的真實面貌；以《論語》精神指導 行政實踐，體現行政之道和藝術”，“讓《論語》從歷史走向現實，用《論語》指導言行，用言行驗證《論語》，賦予《論語》以時代精神”。

中國下一代教育基金會德慧智教育文化基金管委會總顧問熊春錦先生從《易經》《黃帝四經》《道德經》等經典中讀出了《東方治理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年版）的思想。國務院參事室新聞顧問、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趙德潤評價此書：“這部力作縱覽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治理之路， 將深藏于治國理政思想中的文化基因挖掘出來加以透徹解析，從根至干脈絡清晰地構建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獨樹一幟的治理學術系統。”他認為，古老的東方治理 學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總體目標，符合“人性、民主和人類文明發展”的治理要旨。

有人總說中國古代是“人治”傳統，與我們今天倡導“以法治國”的理念格格不入。事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俞榮根教授從1979年開始 研究孔子及其儒家的法思想，對中華法系和儒家之法做了大量的辯白工作。（《禮法傳統與現代法治》，俞榮根著，孔學堂書局2014年版）。他認為，悠久的禮 法文化孕育了中華法系，中華法系固化了禮法文化。諸如“德主刑輔”和“為政以德”、重義輕利、基于“中道”的中刑與慎刑、“無訟”和調處息訟等等禮法傳 統，蘊含著豐富的“良法善治”智慧。“法治中國”建設意味著中國正從革命法學和法制轉型為治理法學和法制，其中包括從移植法學和法制轉型為特色法學和法 制。實現這一轉型需要得到傳統禮法文化的滋養，通過折中和融西實現創新。

傳 統文化有無自己的“經濟學”理論？東北財經大學學科建設處副處長鐘永圣博士從經典中讀出了中國本土的經濟學，并出版了《中國經典經濟學——對中國本土經濟 學關于自然、人生和財富的本質及其關系的貫通式總結》一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2年版）。該書不到4年時間里6次印刷，作者進入國家財政部文化大講 堂和清華大學的講座；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一改國內經濟類圖書版權交易劣勢，此書版權被西方購買。鐘博士認為，就中國文化來說，不能夠真正助益國計民生 的任何學問，不論冠以何名，都不會是“經濟學”。中文語境的“經濟”中的“濟”所組之詞，如“接濟”“周濟”“同舟共濟”都是幫助別人或者互相幫助的意 思，與“經”合在一起，是“以經濟世”的簡稱，乃達則兼濟天下的學問，通常指運用源于自然的恒常大道之理，實施安邦定國的宏圖大略及其實踐。它和西方的 “economics”由于文化土壤不同，二者在層次、境界和通達方面產生了本質差異。簡單地說，中國古代的經濟學是義利并行、倫理貫通、性相不二、道術 兼備的體悟式、踐行式學問，西方經濟學是偏重自利、倫理薄弱甚至缺乏、執著事相的分科式學問。

（本文刊載于中華書局出版的《月讀》2015年第10期）